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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年(1663)四月下旬，施琅上疏具体分析了形势，认为郑氏以前所依靠的乃郑泰所属官兵，郑泰被害，其弟郑鸣骏携带其兄郑泰家口妻孥及官兵已前来投诚，厦门实无良将精兵；又郑氏政权内部“相互猜疑，心怀芥蒂，貌合神离，多年负固之贼，眼见渐见瓦解”;从严敕边民内迁立界以来，沿海居民与郑氏“私通接济者日少”,厦门米价一担贵至三两五钱，草料一担增至三钱五分，粮饷匮乏；况且清军占踞同安、海澄两地，先已扼踞厦门咽喉，每昼夜派船袭扰敌巢，弄得郑方力竭穷蹙，以致每闻风声，慌乱不堪，惊魂不定。据此，施琅向康熙进言，若不趁此良机进击，必将贻误战机。康熙皇帝采纳了施琅的意见，一面派人四出打探信息，并将招降之意，遍行散布；一面降敕靖南王、总督、提督整饬水陆各军相机进剿。于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筹建快船一百六十艘，新募官兵三千名，日夜操练，准备进兵厦门。
郑经获悉清军将大举进兵，于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将家口迁往金门。三十日颁发告示，限令厦门民户自八月初三日至初十日内，移往他处躲避，将所有船只集于金门、围头，抵御清军。
这时，荷兰侵略者应清政府约请，率领二千五百六十三名兵士，装备四百四十门大炮，驾驶十七艘巨舰，于七月底抵达福州港。荷兰从“择地常久贸易”出发，一则欲取台湾；二则以图通商，他们为实现这一侵略意图，自愿力助清廷攻取金门、厦门二岛，然后进兵夺取台湾。为此，荷兰船队于九月十六日驶入泉州湾。清军在荷兰船队的协助下，于十月向郑军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