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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说，小说语言与散文和诗歌的语言相比，更接近大众口语。前人很多“话本”、“章回小说”，一直体现着文、言一家的特点。当然，现代的很多小说已与“话本”的意义相去甚远，更依赖于阅读而不宜于讲述，但从大体来看，口语是大众的语言，集中了大众的智慧，往往具有极大创造性，总是能给书面语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鲁迅与赵树理都曾纳大量俗词俚语于笔下。艾芜对大众口语也有过精深研究，说这种语言的特点是:词头丰富，谅语极多，具体形象，含蓄精炼。而贯串其中的基本特点，是民众“最爱使用具体形象化的句子”，比如把阿谀有钱人说成“抱大脚杆”，把不识字说成“灯笼大的字认不得一挑”，如此等等，让人一听就感到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当然，大众口语并非天然合理。元朝戏曲中的“直下的（忍心）”，“净办（安静）”，“倒大来（十分）”等等，就意思含混而费解，看不出有什么保留价值。当前有些小说中的“搞”字句，如“搞工作”、“搞棉花”、“搞对象”等，也显得过于粗粮，只能扰乱读者的思绪，中断读者的感受，无益于文学。因此，向大众口语学习并不是尾巴主义和照搬主义，如果不能去粗取精和厚积薄发，“学生腔”即便戴上了破草帽，穿上了烂裤衩，折腾得自己灰头土脸，还是可能一身奶气未脱，一开口就酸得让人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