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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断，显然离开《春秋》经义十万八千里了。然而，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孔子就对三代的治道感慨地说过：“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由此，啖助进一步推论说：“《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19]这一套理论，到底是孔子的《春秋》，还是啖助本人的《春秋》，人们一看就明白了。
啖助的弟子赵匡、赵匡的弟子陆质，在啖助死后又集录他生前拟定的《春秋》例统，取名为《春秋集注纂例》，进一步发挥啖助的思想，掀起了一场以意说经、借经发挥的新思想运动。到唐代宗大历年间，这场新思想运动达到了高潮。一时间，“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著”[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