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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隋唐盛极一时，民间甚至出现了佛经多于“六经”数倍的情形，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用印度传统的价值观念来重新审查中国的社会制度、伦理准则，所以佛教观念并未能触动唐代封建社会的层序结构。但是，从唐代李翱援佛入儒到宋明理学，中国文化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成套观点和思想体系，杂糅了很多佛教思想的成分。与此相同，道教中以王玄览、司马承桢、吴筠为代表，在理论上向老、庄归复，与佛教融合，成为主张清静养性的一支，并从中唐以后，逐步滋生壮大起来。唐代儒、佛、道三教从争斗到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直至使自己发生局部质变的过程，勾勒出唐代吸收、改造、融合外来宗教文化的一幅图景。
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祆教在唐代的命运远不像佛教那样幸运。景教来自拜占廷，摩尼教、祆教来自波斯，伊斯兰教来自阿拉伯地区，与这些宗教的东渐相伴随的拜占廷文明、波斯文明、大食文明的许多成就也传到了中国，实现了四大文明的交汇，这在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自然意义深远。但是，这些宗教在哲学上于中国文化补益之处不多，传入中国后内部又比较封闭，如景教教士多为外国人，伊斯兰教的信徒大多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及其后裔，祆教被定性为“西域之幻法”，武宗会昌毁佛禁教，它们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以后，有的变成秘密宗教，有的只在局部范围内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大。这也说明，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外来文化中进行比较、选择，进而进行改造、综合，丰富自身。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在文化发展中自然会被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