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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论自我的道德脆弱性也表现在第一原则层面上。在这里，我们发现，独立的自我本质上已成为被剥夺者，他已过于单薄，单薄得难以获得其日常意义上的应得［价值］（第二章）。因为应得的要求是以具有深厚构成的自我为先决前提的，唯有这样的自我才有能力占有日常意义上的［价值］，而道义论的自我却全然缺乏这种占有能力。罗尔斯不承认这一缺乏，相反，他却把各种权利资格建立在合法期待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无法得其应得，至少我们还有资格要求［社会］制度应尊重它们所产生的各种期待。
但是，差异原则却要求更多。与道义论的观点相应，它一开始就认为，我所拥有的财富仅仅是偶然属于我的。但是，它最后却又假定，这些财富因此而成为共同财富，而社会对这些财富的实际结果具有一种优先的要求。这就既剥夺了道义论自我的权利，也否定了道义论自我的独立性。要么，我的前程只得由制度摆布，这些制度是出于“在先的和独立的社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而这些社会目的既可能与我自己的目的相吻合，也可能与我的目的相冲突；要么，我就必须把我自己算做是某一共同体的一员，而该共同体部分却是由这些社会目的来规定的；在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情形中，我都不再是不受构成性依附联系约束的自我。在这两方面，差异原则都与道义论谋划的自由抱负相矛盾。我们无法成为既把正义当作首要原则，又把差异原则当作正义原则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