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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治水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事件。妇孺皆知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塑造了一个民族治水英雄无私的形象；李冰翻山越岭走遍岷江两岸，观山势察水情，精心设计，亲临现场，体现了一个朝廷命臣和治水专家严谨的作风和勤政精神。但是，在修建灵渠时，兴安民间世代流传的却是三个将军开凿灵渠这样的故事：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后，“第一位张将军率领兵士日夜劳作，终于在限定时间完工，可是，通水时渠道却塌了。秦始皇怒而把将军在渠岸当众斩首。第二位刘将军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完成了工程，但在通水时再遭塌陷，又被秦始皇斩首于渠边。第三位李将军汲取前两位将军的经验教训，圆满完成了任务，秦始皇因此赐他荣华富贵。可是，这位将军没有领秦始皇的情，而是跪倒在前两位将军的殉难处拔剑自刎了”。这是一个传说，但这个传说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灵渠修建过程中的惨烈和壮烈。这位李将军最后处理自己的方式意味深长：他没有功成名就享受荣华富贵，也没有功成身退颐养天年。他选择了自刎，显然与张、刘两将军的命运有关。类似细节的加入，使中国治水历史的讲述更加生动，因此也更具可读性。
当然，《中国治水史》不是一部系统书写中国治水历史的学术专著。但是，通过不同篇章的描摹记述，我们可以用文学的方式连缀起中华民族的治水历史。而且在这个治水历史中，透露出的是我们民族修建水利的智慧和因此建构起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不仅体现在兴修水利的科学精神上，同时也与民众的参与和牺牲精神密不可分。与治水有关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还有移民问题。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先生在他的《百年梦想——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中说：水利工程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要牺牲某些局部利益，其中移民就是最重要和关键的一项。他统计了具体的数字：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电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电站，其移民数仅为4万人；非洲的加纳沃尔塔枢纽，移民为8万人；印度的萨塔萨洛瓦水库，移民数为10万人。中国人太多，中国人又习惯随江河而居。在新中国建设的数以万计的水库中，移民共超过1800万人。超过30万移民的就好几个，他们是新安江水库，移民30万人；丹江口水库，移民38万人；三门峡水库，移民40万人……在中国，故土难离是普遍的民众心理。所谓家园，就是故土。当库区需要转移移民时，库区民众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当三峡工程决定修建时，“西方国家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曾经预言：中国也许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解决百万移民的难题。”移民的难，移的不单单是世代积累的物资大山，不单单是人的挪移，还有“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车”、“欲望之海”、“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结”。但是，在中国这一切都做到了。除了组织者的精心筹划、妥善安置外，中国百姓真是深明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