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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给人们留下长久的思考。这一点，恰如《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的“前言”所指出的那样：
……尤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从三十多年来的讨论中，我们不时发现，同是一条史料，同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往往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再现出形态各异的历史具体，并由此引起无穷争论。发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或“从理论再回到实践”，本是一次能动的飞跃，其跃越的跨度愈大，失误的机会也就必然愈多；同时，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这两极之间，越是缺乏中间层次，上升的难度也就必然越大。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抽象的理论观点之间，还需要加强乃至增添某些中间环节，以减少种种失误的可能呢？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三十多年来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11]
上面这两段话讲得很中肯。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历史理论体系，或曰历史哲学。翦伯赞在1938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至《举要》一书问世时，已有45年之久，其间不曾有类似的著作产生出来。翦伯赞在1963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中，讲到了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理论、史料与文章等问题；他在1962年发表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讲到了史与论的问题，政策与理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等问题。这是两篇纲领性的论文，有些问题就是针对上述有关讨论而发的。可惜的是，翦伯赞没有机会来修订、补充他的《历史哲学教程》，或者重新撰写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