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要来谈谈魏博的意义。和成德一样,我认为魏博也代表了一类藩镇,这类与魏博相似的藩镇还有介于河东、河北间的泽潞,以及河南的宣武与武宁。这四个藩镇的共同特点都在于牙军势力的强大。并且,它们就是赵翼在谈到唐代“骄兵”问题时所列举的四个藩镇。[138]换言之,唐代“骄兵”问题以此四者最为突出。
在第一章中,我对宣武和武宁的“骄兵”问题已有过论述,并指出,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是“骄兵”产生的根源。不过关于地方军人集团何以会在宣武和武宁,而不在淄青、淮西这样的平卢系藩镇中产生,前文尚未作进一步的展开。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宣武和武宁都是平卢系藩镇解体后的新兴藩镇,也就是说,“权在将领”的传统在这些藩镇中其实并不突出。正因为如此,刘玄佐和王智兴可以比较自由地扩充和培养兵士层的力量,尤其是可以发展直属于节帅本人的最为亲信的那一批牙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魏博和泽潞。堀敏一先生在讨论牙军的产生模式时,就专门将泽潞的情况与魏博进行了比较。尽管在泽潞的初期军事发展中,并没有诞生像魏博那样明显的牙军集团,但显然,堀氏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田承嗣与李抱真征募当地农民进行“团练”,随后将其纳入作为职业军人的“官健”的过程是极为相似的。[139]魏博大力发展包括牙军在内的军事力量,外在的一个动力就是其在两河藩镇中实力偏弱。至于泽潞,更是因为作为身处地瘠民贫的太行山区的新兴藩镇,建立之初就面临着经济及军事力量虚弱的问题。换言之,这类藩镇多半传统势力不强,所谓“传统势力不强”,既是指其军事力量相较之前那类藩镇略显单弱,也是指将领层没有在这类藩镇中发育得特别成熟。所以,这一方面使得这些藩镇的节帅在发展其军事力量时,可以直接以扩充兵士人数为目的,不需要经过中间将领层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以上几个藩镇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军事力量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没有将领层的干扰,藩镇节帅可以直接发展直属于本人的军队,而不用受到将领的掣肘。由于这些兵士都从当地征募,由当地人构成本镇的主要兵源,因此他们的地著意识就特别强烈,也容易形成所谓地方军人集团。因此与上述的“安史旧部型藩镇”相比,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们为“新兴的地域型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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