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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与风格不同。一个艺术家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但他不可能有两副真面目。因此，面目也可以理解为风格背后的“性格”。别林斯基说：“一个诗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诗圣杜甫既能写出“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也能写出“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阔大，又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灵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杜甫“面目”的认识。多样的风格仍然统一于不变的性格之下。反过来看，当不同的艺术家尝试同一风格时，恰好可以分别出他们的不同面目。所谓“韩文如江，苏文如海”，同为豪放一派，韩愈表现出了“浑灏流转”，苏轼则表现出了“雄旷恣肆”。
因此，风格样式好比一个“外壳”，选择怎样的外壳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其完善提升到一个高级微妙的境界，而这个过程则需要精神内质的支撑。金农曰：“予之竹与诗，皆不求同于人也。”他的创新意识很强，标榜“同能不如独诣”，与智永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家。金农画竹一反传统，将叶子画得短阔而丰腴，画梅也特意将主干画得粗粗壮壮的。然而，“肥”和“粗”只是样式的选择，并非艺术的完成，支撑这种样式的，是他作为一个文人画家的才识、学力与情怀。“反常”的背后，是“合道”。“肥而能清”“粗而不滞”才是他的真本领，“拙朴隽永”“雅逸奇古”才是他的真面目。